城市養蜂的初衷還是回到 都市「人來蜂」(一)：台灣都市養蜂如何興起？所提的：全球蜜蜂大量消失、蜂蜜的品質把關，以及實踐都市綠化的想像。
面對高門檻的都市養蜂如 誰是都市「人來蜂」(二)？甜蜜的負荷與無法量產的蜜所提的，穩定蜜源是都市養蜂的先決條件，如咸豐草（鬼針草）、彩鐘花（風鈴花）、扶桑花（朱槿）、白千層與台灣欒樹等，所營造的「城市花園」若只要求培植蜜源植物其實還不夠，還足夠的授粉昆蟲參與其中，於是Bee團隊有了建造「獨居蜂旅館」的計畫。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獨居蜂
獨居蜂旅館（Bee Hotel）將焦點轉移到我們平常不太注意到的蜂種：獨居蜂（solitary bees）。獨居蜂並不會產蜜，獨來獨往地沒有群居的社會性，不具攻擊習性，面對威脅的反應就是逃跑，不像蜜蜂會螫人，因此我們平常不太容易見到。
然而，在蜂的種類與數量中有高達九成是獨居蜂，不同於蜜蜂的後腳有儲存花粉的功能，獨居蜂全身都是絨毛，覓食時全身都會沾到花粉，沒有辦法很有效地把花粉黏在腳上，因此不會儲存花蜜，也就是為何獨居蜂數量多於蜜蜂卻少為人知。獨居蜂的體型較小，能觸及小型花朵，也會訪單獨的花，飛行範圍比蜜蜂更為寬闊，身上掉落的花粉四處散佈，授粉能力比蜜蜂更強，這種現象被專家稱為「pollen shower」。
Bee團隊現在做的計劃是獨居蜂旅館，牠有點像是介於城市綠化、種花跟都市養蜂之間，因為獨居蜂安全、容易觀察，對授粉也很有幫助，所以Bee團隊現在有點像教育推廣的性質，然後另外就是獨居蜂旅館非常的好上手，牠就是要有個空間，一定的高度，你把旅館架起來牠自己就會來。
獨居蜂旅館與養蜜蜂的目的並不相同。養蜜蜂主要是生產食物用途的蜂蜜，而架設獨居蜂旅館並非實際養蜂，只是提供獨居蜂住所，增加授粉效率更好的昆蟲數量，若獨居蜂繁殖的越多，就代表城市的花園越多。
其實許多其他的蜂類都是重要的授粉昆蟲，而牠們的居住方式跟蜜蜂大不相同。在概念上，都市裡本來就有蜂群的存在，Bee團隊意在使大眾更加理解不同的蜂群，與其對都市環境的重要性。該團隊透過教育推廣，將科學專家知識常民化，拉近城市與自然的距離。
蜂箱之外：養蜂的環境治理
蜜蜂對於蜜源植物的喜好是靠視覺來決定的，白色是牠們最喜歡的顏色，而所要採的蜜源植物本身也不能太小，這樣不利於蜜蜂採蜜。
因此，符合上述條件又易於栽種的大花咸豐草，便成為蜜蜂採蜜的首選。然而，大花咸豐草同時也是個強勢的外來種，春風吹又生的特性擠壓了在地植物的生存空間，因此使都市養蜂就蜜源植物的選擇上增添了一絲外來種與本地種互相競爭的詭譎氣氛。
不過，都市養蜂更重要的前提，是蜂箱半徑十公里內的環境治理。除非養蜂人本身擁有一大塊土地，能夠在裏頭種植足夠的單一種植物，不然養蜂人無法控制蜂群的走向，自然也無法規定蜜蜂只能乖乖拜訪自家花園裡種的蜜源植物。就此而言，需要掌握是：在半徑十公里之內有一定量的蜜源植物，而這種距離的環境治理並不是單一個人能夠控制的，如此廣袤的區域需要更多公權力的參與，進而踏入了都市設計的範疇，也無怪乎為何會有研究報告去聯想都市設計與養蜂之間的關係（翁若婷，2016）。
全球蜜蜂大量減少：台灣脈絡的農藥困境
都市養蜂的定位之一．在於減少鄉村中農藥對蜂群的威脅。全世界蜜蜂正在減少，原因包括全球氣候變遷、蜂群集體染病、受寄生蟲危害、或農藥中毒等多重因素，而台灣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1.台灣的蜂農與果農
台灣蜂農的生產方式可分為定地養蜂與遷移養蜂。定地養蜂的蜂農會在固定的地點讓蜜蜂去尋找蜜源植物，其蜜源植物的來源比較多樣，產出的蜂蜜多半稱為百花蜜。在定地的狀況下，即使在自己的果園內沒有噴灑農藥，也可能隨著風從別處飄來感染蜜源植物，因此農藥的影響多半有著不可預測的風險。那遷移養蜂呢？指的是蜂農與特定的果農合作，如從北部載著一箱箱的蜜蜂到南部的荔枝園或龍眼園，開箱讓蜜蜂在當地採蜜，以生產出有獨特風味的荔枝蜜或龍眼蜜。同時，蜜蜂也是荔枝和龍眼樹重要的授粉昆蟲，蜂農與果農互相幫助。在這個情況下，蜂農為了自己蜂蜜的品質，就會要求果農不要噴灑農藥，但果農同時也需兼顧害蟲對果實的折損率，整個過程還是考驗著雙方的協調與信任。
2.「安全的」新農藥誕生
普遍使用農藥是現代農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Omkar，2017），特別是單一作物耕種與產業化的農業。1990年代之前，有機磷系、氨基甲酸鹽類、除蟲菊精類等三大類型農藥曾長期獨佔八成的農藥市場，後來發現害蟲體內產生抗藥性，這些農藥的效果漸漸弱化。因此，新菸鹼類農藥（Neonicotinoid pesticides）（與尼古丁相關的神經活性的殺蟲劑總稱）等新農藥便由此誕生。農藥廠商宣稱此款農藥的毒性大幅降低、只殺害蟲不危害人體健康，且少量使用即能持續發揮效果，被認定為安全、安心，於是1990年代後快速壟斷市場（上下游，2016）。
農藥困境(1)：保護了荔枝，保護不了替荔枝授粉的蜜蜂
好景不常，近年來專家發現新菸鹼類農藥，未達到致死量的濃度即可破壞蜜蜂的健康、嗅覺學習、覓食能力，甚至蜜蜂的腦袋，連鎖影響到蜜蜂的授粉功能（Morelle，2013；每日頭條，2015）。除了降低蜜蜂生存能力、養蜂業的蜂蜜產量，也影響許多授粉植物與作物的繁殖，包括龍眼、荔枝、西瓜、香瓜、柳橙、文旦、蓮霧、楊桃、番石榴、玉米等及各式各樣的植物瓜果，將對台灣本土農牧業造成偌大的衝擊（孔德廉，2017）。
以荔枝樹為例，為解決荔枝椿象氾濫的問題，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開放了20多種農藥供農民選擇，包含益達胺、可尼丁等類尼古丁農藥，和陶斯松、丁基加保扶、賽洛寧等殺蟲劑（孔德廉，2017），尤其益達胺（imidacloprid）是蜜蜂的超級剋星，能「編碼（coding）」在植物的種子上面，毒性會滲透到該作物的葉片、莖、花等所有部位（上下游，2016），整株植物受到影響，蜜蜂採蜜時便會出問題，不僅影響到蜜蜂的感官，甚至死亡，也會影響蜂蜜的品質，使生產荔枝蜜的蜂農大受其害。果農為保護荔枝的收成，用農藥殺死椿象，保護了荔枝，卻保護不了蜜蜂。另外一種情況，即使荔枝樹或龍眼樹不使用這類殺蟲劑，也無法保證蜂農能夠幸免，因為只要鄰近區有人使用農藥，對環境敏感的蜜蜂多少會受到影響。
農藥困境(2)：專家與專家之間的共識、專家與常民知識的傳遞
農藥的問題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蜂農生產蜂蜜的方式與地點，決定了蜜蜂是否會接觸到農藥，也影響到了防範農藥的方向，到底是跟合作的果農協調，還是勸說田園附近的農民少噴點農藥，這還是一小環節而已。其實關於蜜蜂與農藥，國內外已經有非常多的研究，包括益達胺在內的系統性農藥，但台灣對此尚未出現嚴格的管制。
這關係到專家、農民、政府單位，甚至與藥商之間的利益考量。如對於益達胺的農藥施用，學者、防檢局與農藥商之間如何達成共識，如何將科學語言轉譯成老嫗能解的語言，將農藥管理與農藥的施用方法告知農民，讓農民清楚理解農藥與生態的慣系，並轉化為日常實作，成為農藥困境最難解之處。
沒有農藥的危害，也沒有量產的蜂蜜：都市養蜂的定位
比起鄉村，一個都市養蜂人所能經營的蜂箱並不多，主要也是基於都市少有大片廉價空地得以使用，多半選擇自家的屋頂。而蜂農為了不讓鄰居太過驚慌，常會將蜂箱隱蔽起來，同時也限制了規模與蜂蜜產量。總體而言，都市養蜂所生產的蜂蜜並不大量，和鄉村蜂農所大量生產的蜂蜜實際上沒有顯著的競爭關係，養蜂的定位與功能也不太一樣。
在北部都市養蜂的環境成本高，如物理性（空間小且零碎）、自然性（蜜源植物的多寡）、與社會性（民眾對養蜂的刻板印象）等，加上都市養蜂人多半不像鄉村養蜂人擁有長年累積的技術與經驗，雖然都市每年都會產出蜂蜜，但蜜量都起起伏伏的，不穩定的產量限制了都市蜂農的產銷管道，因此多半都拿來自用或是簡單的預訂。鄉村養蜂主要在於量產經濟用途的蜂蜜，另一方面，都市養蜂志不在於生產蜂蜜，而是增加蜜蜂與植物的數量，達到促進都市綠化的效果，以及緩解密蜂受到農藥而大量死亡的現象。
結論：控制環境才能控制蜂
從農藥傷害到蜜蜂的觀點來看，城市養蜂反而是對鄉村環境退化（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的生態修補機制，在都市創造友善蜜蜂的棲地來補償受農藥干擾的鄉村環境。對於農藥施量管制，如曾被視為靈藥如今已被多國禁用的DDT，到今日的新菸鹼類農藥等，總是以人類中心為標準，忽略了在同條食物鏈上其他生物承受農藥的能力，而破壞生態系的平衡。廣義來說，我們認為控制這個「環境」，其實就是人與蜜蜂的關係。都市－自然，人－動物的互動關係是如何從二元分離的傳統觀，到一般大眾如何藉由都市養蜂的生態功能與食品安全，來認同都市－自然、人－動物是有互利共存的可能性，以及這個可能性是如何就在日常生活中產生、成立與維持？
不論是考量到都市有無適合蜂場的空間、足夠的蜜源植株、可行的採蜜路徑，避開高樓之間迎來的強風，還須兼顧鄰居的心理調適，尤其是仍處在「蜜蜂會螫人好可怕、不諒解為何要在都市養」的民眾，替蜜蜂「除罪化」的社會成本，也加高了養蜂選址設場的門檻。城市養蜂是否有顯卓的成效，與化解市民對蜜蜂的誤會有重要關係，待市民瞭解了、接受了，才會有意識地一同打造對蜜蜂友善的「城市花園」，提供蜜蜂充足的食物才得以生存在都市之中，因為有效的城市養蜂，需要超越個人尺度的支持。
超越個人尺度的養蜂活動，除了基本的養蜂周邊器材與營運成本，還包括如何說服市區民眾、如何在合適地點取得養蜂許可、如何在蜂箱十公里內栽種穩定的蜜源植物、如何得知養蜂知識與技術、專家與專家之間、專家與常民之間知識如何轉譯與傳遞，以及最根本養蜂人的收入問題，涉及了蜂農本身的政治經濟條件。並以此為多重條件，推升至能控制環境，才能控制蜂的境界。最後，我們認為全球都市養蜂的興起，某程度其實是將鄉村的農藥困境，轉換成了都市綠化的實作。
※本系列與周致廷合寫，修改自於2017年政治生態學課程作品。
